黄晓庆,达闼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任职,曾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曾任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

文:刘玉先 石少桂

大家所熟知的黄晓庆,曾经是以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那个时候的他,带着丰富的海外工作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前沿视角,回到国内任职。他领导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创新性地提出了为运营商建设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网络、应用和终端三大基础设施的战略构想,提升了中国通信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回国之前,黄晓庆也有同样漂亮的简历和成绩单。他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任职,也曾担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网络即交换”的软交换理论,发起成立了国际软交换组织,开发了世界第一套软交换系统,也开发了世界第一套运营商级流媒体交换及IPTV系统。

抛去这些专业的学术名词,就从多个“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在黄晓庆身上,敢为人先、创新性地工作,是他这么多年来未曾改变的优秀基因。

如今,云端智能机器人成为黄晓庆的新战场。他拉来了4位各有所长的合伙人,以及投资人,在望京SOHO租下约1000多平米的办公室,招兵买马,以热烈的姿态投身到创新创业的大潮中去。

“我想追寻自己的下一个梦想。”黄晓庆说,他一直对机器人产业感兴趣,他甚至思考过未来机器人是不是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手机。“现在,达闼科技的云端智能机器人的核心架构已经搭好。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用10年时间生产出真正的家庭保姆智能机器人。”

天生有工程师的基因

《留学生》:回国之前,你在美国就有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这些经验对你的最大影响和改变是什么?

黄晓庆:我的职业生涯是非常幸运的。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就师从了一批从贝尔实验室出来的优秀工程师。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老板,他的名字叫鲁港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博士。他当年带我的时候特别严格,正是在我跟他工作的那三年中,学到了对我人生至今都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做事情要严格。

后来我慕名去了贝尔实验室工作,在那里得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贝尔实验室做所有的事情,都有一整套的方法论、科学理论和科学体系。这些方法论和科学体系,成为我之后工作、创业,到了所有地方,都会传播的一种科学方法和理论。换句话说,我在贝尔实验室学习到了一种武功,我把这种武功变成了武功秘籍,然后把它传承到我工作以后的所有地方。

我去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第一天,就发给我一本书,是一本企业词典,我打开这本书,感觉就像一本《新华字典》。公司里的任何方法论、术语、科学名词,甚至文件名,都不可以随便乱用,必须从那本书里寻找,非常严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企业搞一本词典。

还有一项我非常认同、至今不断践行的,是贝尔实验室非常重视知识产权,而且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管理方法和专利的申请,还帮助员工学会怎样申请知识产权和专利。这些工作,我觉得是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任何企业,都必须要掌控的、不可多得的、第一重要的武器。

《留学生》:你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任职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美国UT斯达康公司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一直在跟通信技术行业打交道,其实这个行业的流动性也大,跨界的人也不少,但你一直潜心于这个行业。它吸引你的是那种未知与好奇,还是你自己身上有与生俱来的对这个行业的敏感和嗅觉?

黄晓庆:我可能生来就是一个做工程师的人。实际上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生物学,但因为我爸爸是学电子工程的,所以他劝我也去学电子工程。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要学生物学,万一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帮别人养猪,如果学电子工程,没工作干的话,还可以帮别人修电视机。于是我后来就学了电子工程。

我是一个科幻迷,又很喜欢想象,工作之后我就发现,信息科学这个领域,对我来说确实游刃有余,它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也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刚好在我工作期间,从1985年到现在,是全球在通信产业、信息产业里最大的一个发展周期,这个周期早期有电信业的发展,后期有互联网的发展,完全令人应接不暇,对我来说如鱼得水。

不愿做技术革新的旁观者

《留学生》:像你这样的顶尖专业人才,回国之后,应该会收到很多邀约,为什么最终选择去了中国移动?

黄晓庆:在我没回国之前,2006年中国移动时任董事长王建宙就找到了我,一个机缘巧合,他知道我有可能会考虑离开我工作的UT斯达康公司。王董事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移动在当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过去的中国移动需要追随全球先进的其他电信运营商,别人做什么,中国移动就做什么。但是现在,中国移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其他电信运营商开始转向中国移动,中国移动现在是老大,得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他在那个时候就问我,愿不愿意回国,帮中国移动组建一个像贝尔实验室那样的高级研发机构,研究世界的先进技术,引领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

这件事让我特别感动。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批大学生,我觉得自己肩上真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当时还考虑,如果我不去中国移动,5年之后中国移动做得很好,我一定会很后悔。如果5年之后,中国移动做得不好,那我会更后悔,我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之后,我对王董事长讲,我愿意回国来帮中国移动做这件事情。

《留学生》:在中国移动和您之前的海外经历肯定会有一些差异,当时在做选择的时候,你的心理上有没有一个预期,或者说你觉得自己会用多长时间来适应国内的企业文化?

黄晓庆:实际上,我向我的朋友、同事、家人都说过这件事。很多人立即告诉我,按照他们对我脾气的了解,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比较直、比较坦诚的人,说我在国企肯定活不过6个月。我当时想,不管体制内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我一定要回国。我相信自己,在国内长大,在体制内待了近20年,之后才出国,我一定能够适应环境。

更重要的一点是,既然中国移动愿意给我这么一次机会,表示它就愿意接受来自海外的一些新思想,愿意接受我这样一位非体制内的高管,期望我能带来一些变化。所以,与其说是我来适应环境,不如说是我把海外的新思想注入中国移动,像催化剂一样,让中国移动来适应国际新事物、新思想。

事实上,中国移动的确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给我预算、人,给我项目的自由度,让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加入中国移动之初,就做了几件所有现代化管理都应该做的事情,让中国移动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我让英文成为中国移动研究院的第一语言;我要求大家不仅要做优秀的工程师,还要学管理学,杰克·韦尔奇写的《赢》和吉姆·柯林斯写的《从优秀到卓越》,成为所有人的必读书;我要求大家不能叫我院长,要叫Bill(黄晓庆的英文名),表示大家都是平等的。在科学技术面前没有阶层,只有这种氛围才能真正地缔造创新。

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留学生》:在大家都觉得你捧着金饭碗的时候,你选择离开,自己创业。我没有觉得特别意外,听完你刚刚讲的那些故事,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创业基因,你自己是不是也认同?

黄晓庆:我认同。实际上我在中国移动的工作经历,也算一次创业。我离职后创办达闼科技,又是一次创业。

我很幸运,从来没有为维持家人的生计而担忧过。每次我考虑问题的时候,都没管这件事对我自身有什么好处,而是对行业有什么好处和影响,我永远把后者放第一位。所以,当我做的事能够对行业、对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时,自然而然就变成义无反顾。这可能会让别人感到惊讶,但我自己一点儿也不惊讶。

《留学生》:但谁都知道创业是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当你离职创业的时候,需要放弃一份比较稳定而优越的工作,你需要说服你的家人朋友吗?

黄晓庆:每一次都需要。实际上我不但要说服我的家人和朋友,还得说服我的合伙人、我可能要招聘的人,当然最终我还得说服投资者。结果我发现,说服投资者往往是最容易的一件事。

我觉得投资者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他们特别看重一个团队的成功历史和这个团队对某一产业的未来认识,反而对一个具体的商业计划或今年、明年、后年能做出点儿什么不是特别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你要创业的时候,只要找对了投资者,可能并不需要什么完整的商业计划书,只需要一次谈话或开一次会,取得投资者的认同,他们都会愿意支持。

我只花了一顿晚饭的时间,就说服了我的投资者。

《留学生》:一顿晚饭?这顿晚饭你是讲了故事、递了履历,还是提出了一个蓝图?

黄晓庆:我讲了一个故事。不会讲故事的工程师不是一个好企业家,我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

2014年6月,当我决定要创业之后,我就去找了孙正义先生(软件银行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特别有意思的是,达闼科技是我第三次创业,也是他第三次支持我。

我第一次创业是UT斯达康,他当时就投了UT斯达康,那也是他投过的第一家有中国背景的公司,之后也是因为UT斯达康的关系,他第一次来中国。我第二次创业是在1995年做软交换技术,是一项比较有前瞻性的技术,他并不是搞技术的,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些技术对未来的影响,他愿意支持我,于是第二次投了我的软交换公司。现在的达闼科技是我第三次创业,我和他的开场白就是,孙总,我第三次创业,你有兴趣支持吗?他说,行啊,我们先吃个晚饭再说吧!等吃完晚饭之后,他已经决定要支持我了。

我讲这个小故事就是要说明,投资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投资标准,他更多的是投人,带有一种惯性信任。

《留学生》:通过你漂亮的履历,我可以看出你是一位非常有资历的创业者,但我一直觉得创业是年轻人的游戏,是“80后”甚至“90后”的天下,与活力四射的他们在创新创业大潮中竞争,你会感到害怕吗?

黄晓庆:我真的会感到害怕。“80后”“90后”都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创业精神比当年的我要强得多,所以我很害怕跟他们进行直面的竞争。跟他们玩一样的游戏,我绝对玩不过他们。

所以,我现在创业就要从商业计划、技术水平上,从复杂度上,超越他们能玩的游戏。我要玩他们玩不了的游戏,从一开始就把他们超越。我做的工作,投资量比较大,要好几亿美元;复杂程度高,要牵涉到云网端;难度特别大,要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才能做得出来。这样的话,“80后”“90后”就玩不了这么大的游戏。

我希望为你们家做出一位美丽能干的家庭保姆

《留学生》:从UT斯达康,到软交换,再到达闼科技,达闼科技主要从事云端智能机器人的研究、生产、制造以及服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在之前涉猎不太多的命题作为你第三次创业的主题?

黄晓庆:严格来说,我真的不是机器人行业里的专家。但是我们在2012年做过一项研究,我发现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必不可少的是一个云端架构。云端架构对机器人产业的影响,相当于蜂窝通信对无线电的影响。

无线电发展了100多年之后,直到1983年才出现真正的移动电话。这得益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贝尔实验室作出的一项新技术AMPS,实际上它就是所谓的蜂窝移动通信。通俗来讲,我把土地分成一个个像蜂窝一样的区块,每个区块设一个基站,然后形成一个连续的网络,这样我在汽车里打手机,就可以一直能去切换。蜂窝概念革命性地改变了无线电在通信业的使用。

同样,在2012年我就认为,云端架构可以通过一个移动通信网络,真正的将一个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电路与机器人身体连接起来,而且这是真正把机器人变聪明的唯一有效架构。在云端架构里,它对通信、信息安全、运算的要求都非常高,机器人只占1/3。

困难一拆解,我发现,云端智能机器人另外的2/3都是我懂的,我不懂的只有1/3。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

《留学生》:云端智能机器人的科技含量非常高,最终它也要走市场化路线,走进老百姓的家庭,让用户真正体验它。它都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呢?

黄晓庆:我们公司的愿望是在2025年,为你们家做出一位美丽能干的家庭保姆。

我们给未来的家庭保姆机器人定义了四项功能,刚好是四个C。第一个C就是交流(Communication),她一定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与人交流沟通。第二个C是看护(Care),她一定很会照顾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第三个C是清洁(Clean),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希望自己家的保姆可以做好所有清洁工作,所有很苦很累的活。第四个是烧饭(Cook),稍微难一点,需要一定的创意,只有会烧饭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保姆智能机器人。

当然,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不会等四个C都全了再推向市场。我们要在十年实现这个愿望,一定是先从交流开始,然后是看护,再然后是清洁,最后是烧饭,一步一步的推进,一个C一个C的拿下。

我们不但希望机器人能够赚钱,还希望把为机器人设计的一些基础技术,直接投入现有商业环境使用。比如我们的信息安全技术,通过智能手机首先推向市场,让会说话的手机变成机器人。而这个机器人采用的能保障信息安全的一片两芯隔离双系统,控制网络连接的是隔离的安全互联网,使云端智能机器架构更安全,我们将这种体系机构称为MCS(Mobile-Intranet Cloud Service ),移动内联网云服务。